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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前夕，一项名为“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的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公布。报告认为，激励机制不到位和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高校薪酬体制中的两大首要问题。按照收入分组比较，高校教授收入高低差别为5.9倍；若按个人收入比较，参与调查的高校教师中，教授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16倍。
这份报告的总负责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张荆表示，近年来高校教师在行政化与市场化的交互作用之下，出现了“三奔一荒”的现象，即奔钱、奔官、奔项目以及荒学术。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认为，体制内收入对于高校教师的激励作用“基本为零”。
高校教师收入乱象
张荆称，此次调查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式调研方法，被调查的高校2010年末所有教职员工按照工资高低排序，用等距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在11所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中对1583人进行问卷调查。为了保证样本的质量，每所高校多抽取10%的样本，18所高校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697份。
此外，课题组还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并与60多位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负责人以及高校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查结果对高校教师收入分配总体状况的评估是偏于负面的。报告称，高校过度的市场化导致高校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同时，高校的行政化也成为加剧分配不公的重要变量。
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表明，如果将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划分为从低到高的10个组别，每个组中包括10%的人数，那么收入最低的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5.61万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万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
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16倍。副教授最低为2.8万元，最高者为67.1万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4倍。
张荆表示，高校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更多学术资源，“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他们在工资和福利分配中占有优势地位。
调查数据显示，担任或是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比不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年工资高18%，担任或是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或是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
北京工业大学一位副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高校内部由于职称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别，教师们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职称评定中的不公平——担任或是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比普通教师更容易拿到课题经费，且更方便获得教授职称。
张荆认为，高校教师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并非正常现象，其根源在于高校薪酬制度设计的畸形。
市场化改革之后，高校老师的工资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工资，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由政府财政负担；二是绩效工资，由高校自行负担、自主分配，国家进行总量调控和政策指导。
政府财政提供部分的数量低于公务员(因为没有绩效工资部分)，绩效工资则靠学校自己去赚。
目前，在我国大学教师的校内收入中，政府财政(国发)所占教授收入的比重过低，有的名牌大学已经降到了30%以下。
一些高校发给老师两张工资卡，一张是财政给的，另一张是学校创收的。在这样的体制下，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都开始在市场领域内的“各自为战”。
谁能成为“富教授”？
近年来，关于“富教授”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尤其是一些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大学教授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高校教师的平均年收入是7.43万元，同时，高达60%的高校教师收入在这个平均值以下。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高校教师收入的两极分化把教师队伍分为“穷教授”和“富教授”两大群体。课题组通过大量访谈推测，高校中“富教授”的比例大约为10%，“穷教授”占到90%。
张荆说，不同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在市场中的变现能力不同，能赚到钱的机会也不同。应用性学科外来的横向项目多，基础理论学科的可申请项目少得可怜。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般文科院系能争取的最高项目金额为80万元，而且数量极少，文科教授能够申请到的项目一般在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工科院系则完全不同，数千万元的项目并不少见。
不仅是市场需求的差别，不同老师所拥有的市场资源和市场能力也不同，一些老师善于经营，有很高的赚钱积极性，另一些老师则对教学和研究感兴趣，不愿意在市场中耗费精力。
报告将之概括为“六多六少”：一是接近经济活动者的收入多，距经济活动远者收入少；二是各校的主流学院和系课收入多，边缘学院和系课收入少；三是有行政资源者收入多，纯教学人员收入少；四是有名望的教师收入多，例如院士，名望低的教师收入少；五是职称高的教师收入多，职称低的教师收入少；六是外来课题主持人的收入多，课题组一般参加者的收入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谁能够成为“富教授”呢？报告称，“富教授”是那些在高校过度的市场化改革和畸形行政化过程中，既不犯法又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
“富教授”主要有三类，一是较多地占有体制内资源，最大限度地使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人。比如一些学校为了拉开教师的收入差距，推行“业绩点”政策，鼓励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赚取业绩收入，一些教师每个月业绩收入就可以达到数万元。
二是由于校内的资源分配存在诸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投放到校外，开公司、拉项目、到校外兼职以赚取更高的收入。
例如，拼凑辅导班、补习班等，利用名校名师的优势占据教育市场，赚取高额讲课费。考研热、考证热、考艺术热等使学费不断提高，也让一部分教授迅速富起来。
第三是一些手握行政权力、掌握科研组织分配大权同时又可承担一定课题研究的人，将科研提成当作是生财之道。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兼职讲课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65000元。在承担课题所取得的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区最低为0元，而最高为56万元。
教授“奔钱”的后遗症
“富教授”们利用各种市场途径各显神通赚钱，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教学难免变成副业，教学质量因此易被忽视。
某大学一位教师整天在外面兼职，对于校内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常常临上课找个烟盒，在背面草草列个提纲就讲两个小时了事。
一些名教授只带研究生，花大量精力在外面争取课题，然后安排研究生去做，把科研的目的变成了申请经费、增加收入，对科研创新的实体内容不热心。
一位参与调研访谈的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拿课题就是要靠关系，一些学校规定开发课题的抽成可以到50%，而按照国家课题的规定只能提取8%~10%。
“有些教授很有本事，在我们看来不是很好的一个课题，但是他到处都能拿到钱，同一题目可以申报十二个课题，拿十二个课题的钱，这本质上就是学术腐败。”上述教授说。
上述教授还表示，现在教授就是科研“包工头”，大学里年轻博士们帮导师写标书、写总结、写申请报奖，一天到晚做这些事情，工资也不少。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做科研，帮老师做秘书工作就可以了。
张荆认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最终目的应该是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通过调查发现，北京地区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比较低落。
现在出现的普遍情况是，国家给的工资成为保底收入，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激励。大学内的高收入群体成为青年教师的榜样，青年教师很难把“认真做好教学科研工作”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现实总是有些残酷的，如同“穷”、“富”教授之比为9∶1一样——尽管放开了各种市场性的收入途径，但是真正能够在外面挣到钱的教师依然是少数。
在调研中一位教授说：“社会上流传大学教师的收入高，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话人物，就像股市上流传的股神一样，属于凤毛麟角。”
他表示，大学教师中相当一部分只能靠学校给的“仨瓜俩枣”，越是教基础课，收入越少，比如教思想政治教育、外语等课程的教师收入都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