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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改革之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将在公平上发挥主要作用。在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税制下，劳动所得会被纳入综合征收。未来的改革，我们将会对劳动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我建议这部分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指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编者注)应降到30%。
目前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造成的后果是税率太高征不到，反向刺激逃税，移民避税。
如果我们能把最高边际税率降下来，就能提高纳税的遵从度，降低税务风险，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缴的税更多。
其次，还要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目前，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额在1500元以下才能适用3%的税率，使用范围过窄，将来我们可以把3%的适用范围扩大，比如说4000元以下都可适用，让低收人者的税负更低。
目前的个税制度之所以在调节分配上不力，主要是因为制度不能落地，不能实际操作，形式上似乎调节力度很大，现实当中不仅调节不到，还会出现反向的问题，所以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一定要落地。
中国青年报：是否会降低劳动所得税负，提高资本所得税负?
施正文：前面讲到，一个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分配公平，还要考虑提升国家税制的竞争力，考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征管的可行性，从而采用有差异的税收政策。
从全球看，各个国家之所以对资本所得使用较低的税率，一是从经济效率考虑。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解决的是把整个蛋糕做大的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二，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税制的竞争关系。目前，各个国家对资本所得都使用较低的税率，特别是对长期资本投资，都提供比较优惠的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对资本所得征收较高的税率，就容易造成资本、技术、人员外流。
中国青年报：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地方购买力并不一样，个人所得税是否会考虑地区差异，设定富有弹性的税率?
施正文：这个是不宜采用的。个人所得税的税基高度是流动的，税收政策必须要高度统一，才能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人员、技术、资本的流动。
中国青年报：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一线大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赡养老人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按揭贷款利息支出都会存在较大差异，每个家庭所要承受的实际负担难以把握，这给税前扣除带来了极大的核算困难，改革中的税前扣除标准如何把握?
施正文：费用扣除制度的核心是生计费用扣除，是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我国对于综合征收中生计费用扣除，应当摒弃现行“一刀切”的定额或定率扣除制度，采用基础扣除和特别扣除相结合的个别扣除法，以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体现“以人为本”精神。
具体来讲，基础扣除是维持个人基本生计费用的扣除，以个人为单位确定扣除数额。基础扣除除了个人基础扣除，还包括抚养基础扣除，即纳税人个人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的扣除(无工作配偶也适用抚养扣除)，并应当适用与个人基础扣除相同的标准。比如联合申报纳税的一对夫妇抚养了一个孩子，则他们可以得到3份基础扣除。
在标准的把控上，基础扣除标准应当遵循最低生活费用不课税原则，为了使最低生活费用量化，应当对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进行统计调查和科学测算，为基础扣除标准的确定提供实证依据。
特别扣除(专项扣除)是考虑纳税人个人和家庭特殊情况的社会福利性扣除，包括经营性扣除、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大病医疗支出中个人承担的部分、全日制教育学费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租金支出等。
另外，纳税人发生的与雇佣活动有关的费用，例如交通通讯费用、寻找工作费用、没有被报销的商业费用、为提升劳动技能而参加教育培训支付的费用等，也应当包括在特别扣除之内。
为了寻求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对于特别扣除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由纳税人选择适用标准扣除或分项扣除。标准扣除具有统一的扣除限额，不需要纳税人提供凭证;分项扣除需要逐项列出支出费用，并提供相应凭据。这样通过实行综合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将大多数工薪阶层排除在纳税人之外，对高收入者实行自行申报。
分类与综合征收方式相结合之后，纳税人需要自行申报
中国青年报：不少人表示对个税的去向不清楚，改革之后如何做到更加公开透明?
施正文：分类与综合征收方式相结合之后，纳税人需要自行申报，直接和税务机关联系，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纳税状况和我国的税收政策。
不仅关注到征收是否做到公平，还将关注税收的使用情况以及效果。所有纳税人都有权利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监督，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政府改革，做到预算更加规范透明，财政资金的使用也要更加高效，向民生财政转型。
财税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核心工具，通过直接税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活动中，行使其公民权利。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是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法治化的突破口，在未来的改革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中国青年报：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计征需要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平台、进一步提高征管水平，我国目前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
施正文：个税改革真正实行恐怕需要3到5年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扎实，我认为是能具备相应条件的。
首先，税收征管法要修订。个人所得税是最大的直接税，直接税改革的难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非常大。个税征收需要掌握大量的涉税信息，监控难度也很大，要求政府具有较高的治理水准。
现行的税收征管法没有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提供制度，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如果在2017年能通过，就已经非常理想。个税改革一定是在税收征管法实施之后进行。
其次，建立个人的纳税人识别号和第三方涉税信息提供制度。在我们的税收征管法里就有纳税人识别号，原来只是适用于企业，将来要扩大到自然人。
目前我们的个税主要是代扣代缴，将来要实行直接税，如果达到纳税标准，要求纳税人自己申报。识别号是个人终身不变的、唯一的号码，用来归集个人的两类信息，一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住址等。
二是税基信息，包括各类收入、财产等，这两类信息都要归集到纳税人识别号中。
识别号通过多种途径归集个人信息，包括纳税人申报、扣缴义务人提供、第三方提供、支付方提供以及工商、海关、不动产部门、金融机构等提供。这些信息可以共享，最后都要汇集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建立纳税人个人账户，这些信息都放在个人账户中，然后进行分类和综合的计征。
税务机关应当抓紧建立个人收入财产信息工作机构，实质性地着手开展基础工作。
个人税号可以有效避免偷税漏税现象，将来还要要求纳税人在经济活动当中用到识别号，包括签订合同、购买保险、领取社保、买房等都要使用识别号。
这样一个制度的建立，不通过法律来规范强制实施是不行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里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目前我们的信息碎片化、信息孤岛、各自为政的现象阻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所以目前在推进政府信息建设，这就为个税改革提供了条件。
个税改革对政府改革提出了要求，由于这种互动的、整体的改革的推动，未来的个税改革并不难。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涉税信息都可以集中起来实现信息共享，我们目前之所以没有做到，主要是牵涉到部门利益，政府改革没有到位，行政协助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是我们法治建设滞后。
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我们的中央决策层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执行力，这都有助于推进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