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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
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经历的，一些人早已经历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万元。王红军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
“疫苗”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学校打听，果然，一个老师说，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孩子说过要交20元，但没说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据称采取“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
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半，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
拿到第一份“结论”是2013年5月，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这张抬头印着“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的纸，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结论为“与‘腮腺炎疫苗接种’无关”。
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群友来自贵州、湖南、山西等地。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两三百人。哎呀，现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这个群，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不断弹着消息。
他所经历的，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在公益志愿者、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结论多半是‘无关’‘偶合’”。
《南方都市报》也曾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
“如果你认真写，真的‘无关’，我也认了。”今天提起那张“结论”，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就12行字，把儿子基本情况、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没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着，但他很快发现，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
后来，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让他抓住，撑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没一会儿就背疼。他又给小喆配了轮椅，可没多久，屁股开始长起褥疮。
儿子最终卧着。每天醒来，他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双肘撑起上身，还可以看书、吃饭。久而久之，这个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茧。
“整个家都毁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儿子成绩一般，但未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谁说农村的孩子永远就在农村?”
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这次有8页纸，他一页一页翻，末尾结论印着“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这回，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隔了4个月，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结论变成“不能排除异常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