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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和肇事企业瑞海公司的人员也受到事故波及。
天津市安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介绍，副局长高怀友被控制后，单位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方，“内部气氛很紧张”。尽管正常工作未受影响，但“上班都很沉默，同事之间也不敢乱说话，怕被打小报告”。
肇事企业瑞海公司副总经理尚庆森的父母，已在家中闭门半个多月，8月19日尚庆森出院回家后，同样再没出过门。尚家邻居说，以前尚父每天都会去自己家的修理厂上班，“爆炸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在爆炸中丧生的瑞海公司员工陈贞则给家里留下一个大难题——他与现任妻子是二婚，尽管育有一子，但没有领过结婚证，陈妻与陈父陈母为了赔偿款的分配，“成了仇人”。
“把孙子留在陈家，或者她带着孩子在陈家生活，可以考虑均分;如果带着孩子改嫁，就再协商。”陈贞的舅舅说。
“危化品业”的变化
爆炸事故第三天，8月15日，天津市曾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大会，要求对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仓储、运输企业和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条件、主体责任落实、港口危险货物生产经营资质等。
石家庄司机王成比原定计划在天津多待了十几天，他在天津港等着提货。爆炸后，港内限制提取所有危化品仓储货物，直到9月5日才开始放货。王成说，延期存放的费用“承受不起”。
危化品仓储行业或许已开始新一轮“洗牌”，安琪明显感受到，“检查力度在加大”。
安琪在天津厂库房信息平台工作，爆炸发生后，没有资质的小仓库将之前存储的危化品货物，转移到有资质的仓库，“小仓库不敢接单，几乎所有正规的仓库都爆满了。”
在滨海新区经营一间危化品仓库的章赛听说，港口有七八家比较大的仓储企业都被责令关停，“小的就更数不清了”。
南开大学严天鹏等人曾在2010年考察过天津市危化品仓储物流情况，并撰写文章《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现状考察》。其中指出：天津市许多危化品以老企业居多，经营特点是品种多、储量大、批量小、批次多;许多库房建于上世纪70年，已不能适应现代危化品存储的等级要求。
章赛经营的各类级别仓库共一万多平米，近期已全部储满危化品货物，尤其是甲级资质的仓库，“现在全天津都找不到一家空的”。
供不应求的危化品仓库推高了货物存储价格。原汉沽区一名仓储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存满货物，级别最低的丙类仓库价格从原来的1元/平米/天翻了一倍，“以前最高也不会超过一块三”。
章赛介绍，现阶段乙类仓库可能需要3.5元/平方米·天，价格翻了一番，而且一库难求，不少客户只能将货物转运到临近的青岛港去。他说，以前还能打点擦边球，把乙类的货放到丙类库，“现在找遍天津也没人敢乱放”。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了。
老李曾长期在运管部门工作，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爆炸事故仍让他对危化品运输管理领域的现状忧心仲仲。他说，天津有那么多危化品运输车，如果有检查不认真的，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流动炸弹”。
“只要交费，全部合格。”老李说，运管所下面的二级维护验车点大多“没认真审验过车辆”。放在爆炸前，他没觉得“形式化检查”是个事儿，但现在就害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