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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男友或配偶未被感染
艾滋病严重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刘洪波在访谈中发现：有3人在确诊后选择了跟男友分手，有2人正在挣扎该不该分手;15人虽然有配偶，但7人夫妻感情不如从前，无奈保持着婚姻;2人与丈夫离婚。
这30名研究对象的男友、配偶，并非所有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其中5人就没有感染。而这5名研究对象是被前男友和配偶或其他原因感染的。在这5名未感染的男友和配偶中，2人选择了离婚，1人在挣扎，2人选择了继续生活。
研究对象邓女士，2011年确诊感染，是前男友导致其感染。现在的配偶还没有被传染。得知这个消息，邓女士很伤心，她提出了离婚。但邓女士的丈夫没有退缩，他接受了事实。邓女士说，如果没有丈夫在，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
在已婚有配偶的研究对象中，尚未有孩子的5名研究对象都希望有个孩子;尚是单身的10名研究对象也都希望有个伴过日子，但由于经历过伤害，她们很难对婚恋关系建立信心。让她们更加迷茫的是，找同是感染的男性，担心对方的品行，找没有感染的人，又觉得不会被接受。
研究对象小娟2010年确诊感染艾滋病，她当即和男友分手了，从那之后她就一直单身，连普通朋友都很少交往，再未主动交往过男性。她说，她只想好好工作，守着父母过日子，不再想其他的事。
这让刘洪波感慨不已。这也证明，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在感染艾滋病后的情感挫折，对她们的婚恋状况和婚恋态度存在很大影响。
男友早有艾滋 故意传染给她
刘洪波研究发现，女性感染艾滋之后，容易出现体能下降，容易出现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30名研究对象中的其中一人，王女士，确诊5年，2013年又被确诊乳腺癌，治疗的过程十分艰辛。
这30人中，有8人在确诊以前就有孩子，有5人是在确诊后生育了孩子，有10人表示很想要孩子。几乎30人都愿意冒着身体健康的危险孕育下一代。
而谈及自己确诊艾滋病时的心理状态，她们大多用“不敢置信、震惊、愤怒、绝望”来形容，尤其是当得知自己是被男友或配偶传染时，个别人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其中一名研究对象小霞，男友在外留学，2012年4月小霞献血后被通知感染艾滋病。她后来才知道，原来男友一直和不同的人有性接触，且早已经知道他自己感染了艾滋，但在和小霞发生关系时故意不使用安全措施。
小霞当时感觉天崩地裂，想自杀。经过刘洪波的介入，小霞逐渐恢复，但始终不能释怀，亲密爱人带给她的巨大的情感痛苦，时间也无法治愈。这不单单是小霞的问题，刘洪波发现，那些确诊0~2年的研究对象，不少人就存在情绪问题，或试图逃避现实，或自暴自弃。
只有4人在努力工作，努力抚育孩子，努力维持正常生活。更多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更有个别年轻的研究对象，没有任何牵挂和生活目标的她们，只能每天浑浑噩噩度日。
刘洪波指出，女性艾滋感染者在面对艾滋病时，其对心理状态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被男友或配偶传染的女性，多数人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盼大众能用平常心看待她们
对于这些女性艾滋感染者，刘洪波认为，社会应在最大程度上为她们的健康提供帮助，尽力清除她们的健康隐患。
而更重要的是，对她们的心理帮助的需求胜过一切，艾滋病对她们的心理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每个女性艾滋感染者的噩梦。因此，刘洪波建议，确诊初期，应有专业人员对她们进行辅导，疏导消极情绪，勇敢面对现实，避免过激行为。
艾滋病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女性情绪化的特点，因此在女性艾滋病感染者适应疾病的过程中，十分需要人陪伴，需要及时地给予鼓励和支持。
刘洪波说，感染艾滋病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与艾滋病的共同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艾滋病的影响，女性艾滋感染者需要去反思，去发现，需要去重新挖掘自我价值，肯定自我。社工可以为女性艾滋感染者提供个案和小组活动，用专业服务来帮助她们。而对女性艾滋感染者的婚恋、家庭，社工也可以做一些工作，提供解决家庭问题、重整家庭关系的服务。
刘洪波希望建立专门的女性艾滋感染者支持系统，以便她们建立互助的朋辈关系;在医疗卫生支持系统上，希望及时处理医疗歧视等问题。
根据法律，明知有自己有染艾滋还故意传给他人， 已涉嫌犯罪。
而在整个社会系统支持方面，“虽然知道很不容易实现，但还是希望社会大众能给予更多的宽容，以平常心看待。”这是一名女性艾滋感染者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