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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与其抱怨不如报警，在北京警方的公报当中特别谈到了那天早晨接到了群众对号贩子的举报，因此不要成为号贩子的同流合污者，或者说是协作者，或者我宁可多花钱，其实你某种角度也配合了他。抱怨不如报警，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这几天号贩子依然在活动，而且很猖獗，证明什么了呢?就是说，他这里有很大的利益驱使，另外他也不担心。不担心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了警察做完了警察该做的事情，接下来呢?法律该怎么做?社会各界又该怎么做?医改怎么去跟进?如果法律现在无法去跟进，就那么几天，待几天就出来了照样可能潜入地下继续再干这件事，他也就不担心，难怪这几天还这么不长脸，还这么嚣张。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联系一位嘉宾。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的教授，是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刘国恩，刘教授您好。
刘国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您好。
白岩松：
首先您怎么看待关注就是一种力量，其实这不是号贩子不是新闻了，但是这个女孩从新把它变成了新闻，社会各方又开始了一次打击的行为，它会变成一种质变吗?还是依然只是一次治标?
刘国恩：
我觉得关注是一种力量表述的非常非常地好，这个关于在大医院看病就医，一票难求，医床难求的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是由来以久的。这么多年医改也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有号贩子这么的普遍，其实也反映说我们医改的进展还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大医院看病就医的时候。
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到大医院去看，所有的疾病，包括住院、急诊还有一般门诊。同时，我们大医院的挂号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比如像我们挂号，挂号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都是预约，我们这个中国的挂号就反映出我们资源确实不足。
与此同时，你看那个女孩在哭诉当中也提到，这个排队，她说你要排队也就好了，我也就认了，可是你不是排队，你放一个凳子在那，我到窗口你们一伙人一起上，这就是我们说加塞。对加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如果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实名制，可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实名制也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为什么实名制推行不下去?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都用一些公安的手段使得这些加塞的人不应该在医院里面跟这个里面进行勾结来形成这种不遵守制度现象，就像我们开车遇到的加塞一样，每个人都气愤。
白岩松：
那刘委员，您觉得这一次会成为一个质变吗?还是依然是在进程之中?
刘国恩：
我不能说是一个质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件反过来是个好事，让我们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不能够仅仅是治几个号贩子的问题，号贩子的问题只是解决了有些人的号重新分配的问题，谁又加钱谁就出，谁就可以拿到这个号，并不解决供求关系本身。
供求关系的解决必须要从我们体制上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门诊服务，如果放在我们大医院来提供的话，放在哪个国家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中国2015年的门诊是接近80亿，我们只有两万多家医院，想象一下，如果放在美国放在英国他们的医院。
白岩松：
这依然是一个资源严重的不均衡出现的这种情况，好，这方面的问题一会刘教授怎么再继续探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解说：
东北女孩对号贩子的怒斥，既喊出了公众的心声，也喊出了广安门医院的难处。
刘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办主任：
我们医院一天11000的门诊，医务人员400人，一天看11000的门诊量，你觉得是不是已经超过负荷了。
解说：
门诊量远远超过医院负荷的难题，不仅仅是广安门医院一家在面对。
同样在北京，作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儿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从2011年的227万增加到2014年的337万，三年间增长了48%。
田剑 北京儿童医院新闻发言人：
同时我们医院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是相对比例来讲，没有这个病人增长的这个速度快。
解说：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的日最高门诊量超过一万三千人，而医生只有628名。
刘颖 北京儿童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现在(一天)七八十也是常态状态。最多我记着一百四十多，那就是高峰了。
解说：
类似的状况也每天在北京同仁医院上演。作为全国眼科耳鼻喉科重点医院，一名专家一个出诊日，接诊六、七十名患者也是常态，超强度工作让很多医生养成了一个六、七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的习惯。
记者：
一般每天大概看多少患者?
卢海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一般我们其实定额，半天定额是15个号，但是实际上我们一般在15个之外经常加38、39甚至40多(个号)，经常看到五六十(位患者)但是还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
解说：
据统计，北京有超过60家三级医院，年门诊量高达两亿多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来京就医患者。
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90%的病人愿意选择著名专家和重点科室专家，而北京全市医院专家号全年不到180万个，也就意味着99%想挂专家号的人根本挂不上。
记者：
您几点来的?
排队患者：
我五点半，昨天下午5点半。
记者：
你是几点来的?
排队患者：
我是7点多。
记者：
今天早上。
排队患者：
我昨天晚上7点多来的。
记者：
一宿没睡?
排队患者：
对。
记者：
你从哪里来的?
排队患者：
安徽的。
解说：
日前，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做的2015年度中国医院综合影响力排行榜单中，全国前一百名医院排名，北京以拥有23家优质医院位居全国之首。优质卫生资源集中在北京，著名专家集中在名医院，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直接导致了北京各大医院的拥挤不堪，供需严重不平衡的症结，给什么药才能疏解，这个压在所有人心头的问号，不知道还要存在多久?
白岩松：
其实警方一直在打号贩子，你看数据，2015年5月的时候，光一个月警方开展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就50余次，一天相当于两次。其中比如说重在区，不一定是广安门医院，肯定不是。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警方组织20余次专项行动，公抓获号贩子245人，拘留了173人，这仅仅是一个儿童医院。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这就是不平衡了，2015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前100家医院，北京23，上海20，这就43了，再加上广东9家，这就52，一半以上北上广就给占了。
接下来继续连线刘国恩教授，刘教授，警察一直在做他该做的事，这次针对广安门医院警察也抓的，在广安门号贩子就抓了7个。你觉得警方做完这事之后，接下来该谁做这方面的事才能真把号贩子事给解决了?
刘国恩：
我觉得警方抓完以后，我们真正要做的事就赶快更好地推进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我给你两个数字，大家可能就明白里面真正的道理。美国的一千个人平均拥有床位只有3.1张，中国一千人拥有的床数已经高达4.8张，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总量是根本的矛盾，在我们北京总量前提下，我们的结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让80亿的一般普通门诊跑到两万家医院去看病，所以这个问题要不解决，我们永远都会面临这个拥堵的常态，所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改革把一般普通门诊能够引向到社区来。
那社区谁来接这个单呢?那就应该解放医生，让医生来开办社区的诊所，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些普通性，非住院的疾病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的小病，感冒发烧、拉肚子的都跑到301去，协和去，他并没有一个系统能够识别你是大病还是小病，所以这个系统就会造成一片混乱。
白岩松：
没错，好，我也听到一个说法，号贩子自己说我们这是干的好事，也有经济学家，经济学者说号贩子做的事很正常，因为有需求，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意见?
刘国恩：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是号贩子出现确实是因为市场的供不应求才出现号贩子，像我们当年商品短缺的时候也有投机倒把的现象。但是注意了，他这个地方可能也出了一个问题，投资倒把的现象是在解决两个市场，如果一个市场供过于求，一个市场供不应求，他把产品从供过于求倒到供不应求，从这个意义上他在做贡献。
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医院里面倒号，倒这个票的话，那他就没有什么贡献了，他的贡献仅仅在于说把这个有限的票能够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号出点高价钱。所谓的贡献也就仅仅体现在这，没有解决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的已经去配置这个资源，所以说他这个讲的说我们要感谢号贩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纯粹从经济学习讨论这个问题。
白岩松：
好，刘教授，这可能也是号贩子的一种狡辩，他还给自己的一种自豪感，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关注这个事件，究竟如何去真正解决号贩子的问题。
警察：
往前全出来。前三个出来。全出来红衣服的前边。
警察：
别动，别动。
解说：
打击号贩子的表态和行动在北京近年来经常能够看到，而除了警方的抓捕行动，对医院挂号就医的日常管理也是必不可少。为此，北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防范倒号，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我自己在北京看病也挂不上号，医院门口有大妈声称有号且可以直接带我去诊室。但前提是病例要用大妈的名字，看病拿药都刷她的医保卡。”
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发出后，音乐人高晓松发布的微博，用大妈的名义看病，这显然不符合北京市实名就医的规定。2003年5月，当时的北京市卫生局就出台了《关于医院看病实行实名制的紧急通知》，而如今，挂号实名制真的被彻底执行了吗?
调查员：
您好，我办个就诊卡，您看我念一下身份证号行吗?
医护人员：
写上您的身份证和电话。
调查员：
谢谢。
解说：
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发布后，一位网络调查员在没有使用身份证的前提下就顺利在医院窗口办理了医院的就诊卡。在医院窗口，实名制的规定有机可乘，那么通过网络和电话预约呢?从2011年，北京市开始推出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