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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来的粮食自己用”，是这些民营大米企业打的小算盘。如此不仅可以获取粮源，还可以省去运输费用。“我们就是按大米厂的标准收。”前述罗山县民营米厂老板说，“民企知道什么粮食好，什么粮食好保管。”收的时候也长短分开、不同种类分开。不分开，米厂没法用，只能做酒。有的国有粮库甚至白麦、红麦都不分。
山信米业只收优质稻，并且花20万元装了24台空调。不过，目前的临储粮拍卖，为避免“转圈粮”，并不允许企业拍自己库里的粮食。这些米厂或许只能另辟蹊径。在常征、夏传军等人看来，必须把托市价格降下来。
首先，库里2013年、2014年的粮食必须放弃顺价销售，越早越好。进口走私，无论怎么堵，都是堵不住的，只能靠价格，把进口挤出去。再者，最低收购价不能再成为最高收购价。托市收购应该起兜底作用，不应该成为保护价，不应该担负提高农民收入等功能，“出必须市场价，收不能比市场价高太多”。
承受市场动荡对于弱势农民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价补分离以及加强农业保险，是政策面主流思路。在原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看来，如果不减少农民，单纯靠补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一般农村就地全面小康，城镇化是必由之路。必须把农民进城的门槛降下来。尤其是要发挥中心城市吸纳农民的作用。
2015年河南小麦、玉米价格大幅下跌后，一些农民已经外出打工，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进行。在豫南某市，当地农业局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小麦秋播面积减少了15%-20%左右。有的农民把原来打算种小麦的田空出来，打算年后种花生等作物。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空间其实不小。只不过，过去，在对粮食安全的一味强调，以及托市收购导致优质不能优价、品种脱离市场需求下，这样的调整难以有效。一位长期从事河南发展战略研究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保障粮食安全对河南来说是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每任河南主要领导就任时，中央交代的任务必有保障粮食安全。在河南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家制药企业和农民签订协议，搞了万亩中药基地，既增加农民收入，又满足市场需求。当地作为政绩带当时的省委书记去看，却遭到省委书记严厉批评，要求改回种粮。就在2014年底2015年初，北京来的督查人士还反映，河南有企业在黄河滩地大面积包地种草、放羊，威胁粮食安全。
即使粮食内部结构调整，也大有空间。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大米一年三季，多数米口感不佳，凭价格占领低端市场。多位米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国产大米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对品质、品种的要求凸显。而由于托市收购，农民往往只顾产量，一些没有市场的品种，仍在大面积生产。小麦也是如此，中筋麦多了，做面包的强筋麦和做饼干的弱筋麦则依赖进口。河南一些做强筋麦和弱筋麦的，产业化程度高，根本无需依靠托市收购。
这位人士表示，实践一再证明，政府对粮食收购设计的“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只是假设的理想状态。“敞开收购”，库容够不够?顺价销售，顺不顺得出去?这个过程，耗费巨额财政补贴，还产生大量腐败行为。
粮食问题千丝万缕，要理顺可以归结为一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