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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经济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民俗物品的生产，比如年糕、粽子、月饼等食品和地方特产，以及某些与习俗信仰相关的物品(如本命年的红色内衣内裤等)，这些都是因民俗习惯而产生的消费“刚需”，是一块很大的市场。
另一类则是由民俗平台引发的消费，比如婚庆、丧葬和节庆，在这些特定的民俗时间都会产生巨大的花销，消费比例可能是平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像春节，在从前一年主要收入都会用于春节消费。现在因为恩格尔指数下降，春节消费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实际消费量依然十分惊人。
红包也是。那本来是民俗引发的一般消费，网络红包、电视红包却意外带来了对经济的促进。刚过去没多久的2016年元旦，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23.1亿次。商家们也每每加入狂欢，以代金券的形式发放红包，借此运作，绑定了数亿银行卡，累积了巨量客户群。传统的民俗形式和现代的网络形式，在红包这一载体上得到了完美结合。红包可以说是传统民俗在网络上的创新发展，是民俗+互联网经济的创新之作。
电子红包 vs 纸质红包
记者：您认为电子红包今后会取代传统红包吗?
田兆元：电子红包是一种非现场的、跨越空间的交流形式，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尽管亲朋好友间也开始发送电子红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完全取代纸质红包。
目前电子红包和纸质红包的设计都有些千篇一律，无非是祝福语或图案略有不同。但历史上压岁钱的形式是很丰富多彩的，富有艺术性，现在的红包设计值得借鉴。 并且民俗传统需要符号化，我建议在现有“红包包现金”这一形式的基础上，能否渐渐恢复那种“红串子串钱”的形式，供孩子佩戴，作为过年的一种年俗符号和产品，更凸显一种祝福吉祥的象征意义。此外，红包可以设计得更多样化，发给孩子、老人、朋友的红包形式，都可以各有特色、别具一格。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恢复或创造一些年俗符号(不仅仅是红包)，来增强文化记忆与文化感染力。像西方人过圣诞节，一定会有棵圣诞树，会有圣诞帽，送给孩子的圣诞礼物会从圣诞袜里掏出来……我们现在过年很缺少符号。
电子红包当然也很热闹，但是毕竟一点而过，更多是一种虚拟的感觉，不像一件真实可触摸的纪念品来得可资纪念、留存和收藏。
电子红包和实体红包各有所长，可以相互促进。
记者：除了抢红包之外，还有什么过年的新风俗?
田兆元：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过年习惯。比如以前过年时候，路上的人都会大包小包提着礼物去走亲访友，在上海打工的人也会去南北货商店买年货千里迢迢背回老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网购。给个地址，就能把礼物直接快递过去。另外，手机全面控制了人的生活。无论是平时还是过年期间，儿孙辈去看老人，依然很多时间是在低头刷朋友圈、抢红包。交流亲情的最珍贵的时刻，出现一种“在场的缺席”。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离土离乡，工作忙碌。作为民俗学家，我们还是提倡大家珍惜短暂的亲人团聚时光，减少互联网的负面影响，多营造一些高品质的陪伴时光。
城市居民所具有的与传统年俗不一样的“新年俗”有：去饭店吃年夜饭，趁过年出国旅游等。而农村人口则表现出和以前不一样的过年走向：从前是在城市打工的人过年回老家，现在更多家庭选择在过年时候让老家的父母来城市里过年，一方面减轻工作了一年的人回家的旅途劳累，另一方面也趁过年请父母进城逛逛。
此外，还有数百万北方“候鸟”民众南下海南过年，既躲避北方雾霾与严寒，也亲和大海，过别样春节，已成常态。
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国年特有的家庭团聚、举国欢腾的氛围始终不会改变。
